钱乘旦（章静绘）

在央视十二集纪录片《大国崛起》的制作过程中，北京大学教授钱乘旦先生曾经在内容和观点等方面提供了学术支持，给诸多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而在2024年10月出版的《风起云飞扬》中，钱先生以生动的语言揭示了九个世界大国崛起背后的驱动力，并对现代化进程的核心脉络加以梳理。在接受《上海书评》专访时，钱先生不仅谈及“大国崛起”和“世界史”，也对自身学术生涯以及与学者的交游做了回顾。

《风起云飞扬：钱乘旦讲大国崛起》，钱乘旦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404页，98.00元

您的硕士论文做的是英国议会改革问题，在此基础上，开始关注在改革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的英国工人阶级问题，进而延伸到现代化的模式与道路问题。能否请您展开谈谈作为自己学术研究起点的英国史研究？对英国的研究，又怎样影响了您对现代化的研究？

钱乘旦：我刚开始进入英国史研究这个领域时，师从南京大学的蒋孟引教授，他是伦敦大学博士、中国英国史学科的创始人。在他的指导下，我选择将1832年英国第一次议会改革作为研究方向。这次改革对英国民主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是英国历史上首次在普通民众的压力推动之下完成的议会改革。当时，我硕士论文的选题就是围绕1832年议会改革展开的。虽然在那个年代，社会对“改革”话题还是存在一些顾忌，更多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但蒋先生仍然支持我完成了这个课题。在他的鼓励下，我将硕士论文精简为一篇约一万五千字的文章，投给了《世界历史》杂志，很快就被刊登在某一期的头版位置。当时我刚过三十岁，年纪轻轻，自己的学术成果就能得到这样的认可，我想，这也与那个改革开放年代的大背景有关，人们希望从国外的改革经验中汲取启示。

这次发表，对我的学术生涯有着深远影响。之后，我继续跟随蒋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延续了改革主题，但重点放在英国工人阶级在改革中的作用。当时，苏联的历史教科书普遍否定英国改革，认为工人阶级是受资产阶级操控、被愚弄的。然而，我通过查阅大量文献和档案，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改革过程中，英国工人阶级具有独立的思想、组织和行动方式，他们是主动参与者，而非被动的工具。这篇博士论文后来作为学术专著《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人阶级》出版，前两年再版了。

可以这样总结，我硕、博论文所做的英国史研究，主要观点包括：一、英国通过和平渐进的改革实现了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二、工人阶级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是推动改革不可或缺的力量。而英国之所以能走上和平渐进的改革道路，是社会各方通过长期博弈与妥协的结果，而这种妥协是改革成功的关键。在当时看来，我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英国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论证了改革的发生与社会力量博弈之间的深刻关联。这些观点后来逐渐得到了学术界认可，如今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也能看到类似的表述，即英国通过议会改革和平地实现了社会变革。

那么，我对英国史的研究是如何延伸到现代化模式与道路的探讨的呢？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之上，我进一步关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社会的整体变化，对英国近代历史的发展逐步进行更全面的探讨。这些研究一方面帮助我深入理解了英国现代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让我的研究视野拓展到欧洲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路径，尤其是法国和德国。通过对比，我总结了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三种主要模式：一、英国模式：通过和平、渐进的改革实现现代化；二、法国模式：依靠暴力革命推动现代化进程；三、德国模式：在传统统治精英的领导下，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完成现代化。这一总结，给理解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概括性的视角，也为我后续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您曾经翻译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 P. 汤普森的代表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同时也与英国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着往来。能否请您谈谈这些学者对您产生的影响，以及您与他们的交游？

钱乘旦：E. P. 汤普森这本具有世界性声誉的名著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仅如此，它对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影响也相当深远。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所带来很重要的一点影响在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自己的诠释，这种诠释与苏联的主流观点存在很大区别，最重要的差异在于对阶级的理解。扩大来看，不单单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欧洲其他国家——比如法国和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点上都与苏联存在分歧。苏联对阶级定义主要基于斯大林的观点，强调这是一种客观的现象，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除了客观因素之外，群体成员的自我意识这一主观因素同样是阶级形成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主观、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不同个体才能形成共同的认同，这构成了阶级的关键特征。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与苏联观点之间最大的区别。

说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 P. 汤普森曾经受邀来过中国，我全程陪同，并为他做翻译。霍布斯鲍姆也来过中国，同样由我作陪。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最重要的三位学者里，只有希尔（Christopher Hill）没来过中国。不过，这里我更想介绍另外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哈里·狄金森（Harry Dickinson），他与中国的英国史研究可谓密切相关。如果没有他的无私帮助，中国的英国史研究不可能发展到今天。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他首次访问中国，当时还不到四十岁，只是一名副教授。而他是第一位来华进行学术访问并长期讲学的英国历史学家。后来，他迅速成为英国最年轻的教授，声名远扬。他初次到访后，对中国的印象很好，也亲眼见证了当时中国百废待兴的状态。不过，与其他一些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西方人士不同，他认为自己应该帮助中国发展学术研究。具体来说，他希望给中国的英国史研究提供支持。从1979年起，直到2023年去世，他共访问中国二十多次，几乎每隔一两年来一次。如今在中国各个高校讲授英国史的学者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曾听过他的课的学生，甚至学生的学生。他来中国不仅是讲课，还乐于与所有愿意交流的学生深入探讨学术问题，每次都非常认真。他会询问学生的研究方向，回国后主动为他们寄送书籍和研究资料，对每一位学生都倾力相助。大家都非常喜欢、敬佩他，不仅因为他的学术造诣，还因为他的无私奉献，因为他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要知道，英国的学术书籍的价格十分昂贵，他却坚持向每一位需要的学生赠送书籍，这一点尤为令人感动。他曾两次担任英国皇家历史学会（Royal Historical Society）副会长，并三次出任英国历史学会会长（Historical Association），学术地位极高。因此，中国方面若对他有所请求，他几乎都会尽力相助。许多学者正是在他的帮助之下前往英国，在各大学或相关机构交流，甚至有人直接住在他家里。借此机会，我想向更多人介绍这位为中国的英国史研究有着突出贡献的学者。

您的新书《风起云飞扬》以面对北大学生的“大国崛起”课程为基础，讲述了十五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美国等九个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在您看来，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大国”，又该如何评价“大国崛起”？

钱乘旦：关于“大国”，国际学术界早已有学者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其中有些重要作品已经被译成中文，得到了广泛传播，比如，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此外还有不少其他学者也对“大国”进行了探讨。因此，基于对西方学者著作的学习和总结，再加上我自己的理解，我在课堂上对“大国”给出了一个简明的定义，这也是《风起云飞扬》一开头就提出的：所谓“世界大国”，指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对全球发展和格局变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国家。这个定义虽然只有二十多个字，却有着相当丰富的历史和理论背景，其中包含了两个重要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概念。虽然许多人对它的字面意思有所了解，但能够理解背后的深刻含义的，恐怕没有很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意味着全球开始成为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而马克思曾指出，在世界成为整体之前，世界历史并不存在。在此之前，古代世界并没有呈现出一种统一的历史进程，而只是各个地区独立发展的历史，正如中国有中国的历史，阿拉伯世界有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印度也有印度的历史——即便对印度自己的历史，印度人的了解也非常有限，因为古代的印度是分裂、分散的。所以，“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存在，只有地区局部的历史。这是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提出的一个关键判断。既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之前，世界并不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自然也就不会出现“世界大国”。与之相对的，苏联史学界虽然自称遵奉马克思主义史学，但在相关著述中几乎完全没有提及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定义。这一遗漏，是后来被中国学者重新发现并予以强调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之前，虽然历史上曾有许多强大的帝国，比如罗马帝国、汉帝国、唐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但它们的影响力仅限于某些特定地区，未能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深远的历史格局，属于地区性而非全球性的大国。这一点非常重要，决定了我们能否正确理解“世界大国”的含义。正因如此，我才会说，至今为止，只有九个国家可以被视为世界大国，这些国家都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的历史条件下才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

第二层含义是，世界历史一旦形成，只有那些对全球发展和格局变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国家，才能被视为世界大国。这意味着，并非所有在资本主义体系形成后的国家都能自动成为世界大国，或者被他人认为是世界大国。对“世界大国”的关键评判标准，是能否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的国家。更进一步，世界大国的影响并非可以简单地用道德层面的“好”与“坏”加以判断。换而言之，世界大国的“重大影响”并不意味着一定是正面的，更不意味着它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有益于全球的。实际上，世界大国往往在历史中扮演着复杂的角色，它们的行为既可以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动力，也可能是造成历史冲突和灾难的根源。例如，我列举的九个世界大国在全球范围内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它们有时推行的政策、发动的战争，乃至于一些经济和政治行为，常常带来种种负面后果。我们不能把世界大国理想化，不能简单地把它们的存在直接认定为全球秩序的保障。因此，在讨论世界大国时，我们必须保持客观和冷静，不仅要评估这些国家对世界历史和全球格局的影响，还要思考哪些对全人类有益，哪些则是出于自私自利的考虑，甚至有可能对全球秩序和人类福祉造成了破坏。通过对它们作为世界大国角色的深刻分析，才能更加全面地理解世界大国的复杂性和它们在全球历史中的真正意义。

关于世界史的叙事视角，“西方中心论”经常遭到批判。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视角在西方史学传统中可谓影响深远，例如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所创始的“兰克学派”在史学叙事之中将普鲁士作为中心。在您看来，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西方史学传统中的世界史叙事视角这个问题？

钱乘旦：兰克史学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主要关注的是国家历史而非全球历史，因此它不属于西方“世界史学”的范畴。一方面，兰克史学存在不少缺陷，这些缺陷至今仍被批评者广泛指出，这里不必详细展开，另一方面，兰克史学的影响深远，其中一些合理的观点至今仍然在西方世界史学的书写之中发挥作用。

在很大程度上，西方史学中的世界史书写传统与兰克史学是相对立的。不妨这样说，西方史学的源头就在书写世界史。最早的例子之一便是希罗多德，他的著作《历史》讲述的正是他所理解的“世界史”，当然，这里的世界仅限于当时西方人视野中的“世界”，包括希腊、地中海周边的地区，如罗马、北非、埃及、近东（即今天的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等地）。希罗多德和其他早期西方历史学家通常不会专注于单一地区的历史，比如希腊城邦的历史或罗马帝国的历史，而是侧重于更广阔的区域历史。因此，西方史学的源头便是从“全球”的视角出发，着眼于“世界”历史。而到了中世纪，西方的世界史书写传统依然存在，只是那时的“世界”指称的是基督教世界，以及与之相关的地区。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西方对“世界”的认识随着全球化的进程逐渐扩展，最终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全球史视野。这恰恰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史的形成”。

进入近现代，西方历史学界继续沿着世界史的书写传统发展。例如，伏尔泰就可以被视作一位世界史学家，他的《风俗论》不仅关注法国，还把视野延伸到了东亚地区，反映了他对全球历史的关切。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更是涵盖了从东方到西方的文明发展。这就显示了他与兰克史学的根本不同：兰克专注于普鲁士的历史，而黑格尔则试图描绘全球范围内的历史发展。兰克与黑格尔两人，代表了当时普鲁士学界的两种不同的历史观。而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像斯宾格勒、汤因比等学者也都从世界史的角度进行史学书写。斯宾格勒提出的“八大文化类型”以及汤因比的“二十六种文明形态”概念，都是试图从全球的视野来分析文明形态的演变。此外，法国年鉴学派侧重于从长时段、跨国界的角度来理解历史，也是世界史的书写。随着全球史的兴起，西方史学中对世界史的关注更是越来越多元和复杂。西方史学传统的世界史视角从未消失，我们应当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理解西方史学的发展。

在您看来，中国的世界史学者，该如何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叙事视角？

钱乘旦：前面谈到“西方中心论”的问题，其实中国学者很早就意识到了它的存在，并对之进行了各种批判或驳斥，强调要跳出这一框架。这种讨论，至少已经持续了一百年。然而，问题在于，我们始终停留在批判和驳斥的层面，而没有进一步论述究竟该如何跳出它，以及跳出之后又该建立怎样的体系。换句话说，我们没有提出自己的叙事视角和史学体系。这和中国世界史学科所存在的特殊性有关。

中国有着悠久的史学传统，但“世界史”这一概念在历朝历代的史学著作之中都是缺失的。究其原因，在于中国人对外界的观察方式是基于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天下观”，而非欧洲式的“世界观”。自希腊城邦时代起，欧洲就有着多中心格局，罗马亦长期面临波斯、迦太基、日耳曼等多方势力的挑战，正因如此，欧洲的历史观从一开始便包含世界性视角。而长期以来，中国史籍中虽有西域、匈奴、高丽等记载，但都被纳入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天下观之中，缺乏对“世界”整体的观察与思考。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世界史学科才在中国出现。这是因为，来自西方的冲击，使得魏源、林则徐等人提出“睁眼看世界”的主张——为了了解世界，必须研究外国历史。然而，早期的外国史书多由西方传教士撰写，到了十九世纪末，随着清政府派遣留学生到海外，才逐渐有中国学者用中文撰写的外国历史。这些留学生归国后，在课堂上开设外国史课程，但由于中国史学传统的局限性，这些学者无法依靠外国史研究在学术界获得晋升，因此，不得不一方面讲授外国史，另一方面撰写中国史的论文——北大的周一良教授、南开的雷海宗教授，以及我的老师蒋孟引先生，都是如此。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后，苏联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要学习对象，世界史是苏联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世界史也在中国被确立为一个独立学科，成为中国史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令人诧异的是，中国史学界在引入苏联的世界史体系时，将中国历史从中剥离开来，使得世界史成为“没有中国的外国历史”。到了“文革”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意识到，若缺少中国史是不合理的，世界史的教科书和研究著作都无法真正称之为“世界史”。从那时起，学界逐渐形成共识，认为世界史必须包含中国史。如今，这一认识已不仅局限于世界史学科的学者，也逐渐被整个中国学术界接受。

基于这一认识，我在主编的《新世界史纲要》中提出了一个世界史学科体系的构想，虽然尚不成熟，但基本思路是，世界历史的发展包含两条并行的脉络——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既关注时间上的进程，以生产力进步为坐标，呈现人类文明从采集渔猎到农耕文明，再向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演进的线性过程，对应了社会形态的变化；也关注空间上的联系，以文明、地区、国家之间的交流为坐标，涵盖物质交换、文化传播、技术扩散、人口迁徙等多元交流。两条线交织并行，构成了完整的“世界历史”。